顺治的功绩是什么？

顺治刚刚亲政时，社会局面较为动荡。他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缓和各种矛盾，做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很大功绩。

当时，南方的抗清斗争仍在继续。顺治九年，由李定国统领的西南瑶、苗、僮、彝等族农民组成的起义军，从广西出发，七月初攻下桂林。

顺治看到当时华南的局势紧张万分，立即派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兵十余万前往征服湖南、贵州， 并亲自为其送行。不料，十一月衡阳一战，尼堪被击毙，李定国军队取得大捷。

这对年轻的顺冶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打击异常沉重，迫使他进一步考虑如何制订能摆脱困境、治理天下的方针大计。

十年正月，顺治巡视御马厂，在观看了多尔衮及一等侍卫巴哈的精良配备后，深有感触地说：兵器的配备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只单纯地仰仗军威而不让士兵修身养性的话，那就不能训练好军队，为百姓造福。

不久，他和范文程、洪承畴等大臣经过周密谋划、反复磋商后，决定一改多尔衮单纯征剿屠杀的暴戾政策，采取剿杀与安抚并用，并且安抚重于剿杀的仁政策略。

首先，极力争取招抚东南方的郑成功。十年五月，顺治为了笼络人心，先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加封其父郑芝龙为同安侯。 在谕旨中，他谴责了多尔衮生性猜疑，在郑芝龙降清后依然摇摆不定的态度。这是郑成功拒降的重要原因。

他还表示，自己亲政以来并不会到处发起战争，并颁布敕谕结束混乱的战争，而且马上撤回满洲大军，台湾、福建省的地方事宜全部交给郑成功掌管，从而表明自己的招降态度是真诚的。

接着，顺治又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武装的抗清斗争，或因为近年水旱频繁、民不聊生；或迫于官吏贪污，起而造反等等事宜，全部都要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从宽发落。

他还宣布，截至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是土匪，不论人数多少、罪恶大小，只要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全部可以不计前嫌。并对于他们以后的生活给予相当好的安排：如果是当兵的就补入军队，是农民就可以回家务农，如果不愿回乡，可以随意选择居住的地方。所有一切，地方官均无权干涉。

顺治十年五月下旬，考虑到湖南、两广地方初定，而南明永历政权还占据云南贵州等地，顺治宣布任命大学士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经管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统率各军，掌管钱粮，并授予他便宜行事的大权，即其做的各件事情，连皇帝都不能过问。

同时又接受洪承略的建议，任命原大学士李率泰为两广总督，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一起镇守广东，以应对西南方面的战事。因此，从表面看来，洪承略在西南的四年间，军事上毫无进展、徒费军饷，而顺治既不催战，也不追究他的责任。

实际上，洪承畴正是在这种不受任何干扰的条件下，尽力施展“剿抚并用、以守为战”的策略，最终促成了顺治十三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的严重分裂和孙可望的降清。洪承畴也趁机摸透了云贵的虚实，可谓一举数得，为日后的军事征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顺治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统治，使自己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作为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

这些做法，充分笼络了人心，对缓和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洲贵族间的民族矛盾，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对于满洲贵族来说，他们在中原的统治基础是否巩固、是否能统一全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

顺治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在亲政以后，其为政一改多尔衮时期对汉官猜疑、压制的态度，特别注意笼络和依靠汉官。

从《清实录》等官方记载来看，顺治十年前后，他身边最为亲信的人当中，只有额色黑一个是满人，范文程、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王永吉、徐起元和宁完我等都是汉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满族和汉族的融合，以及顺治统治策略的重大改变。

顺治还逐渐突破了汉官不得掌印的旧规，从而从不同的方面提高了汉官的地位，也更加稳固了统治的基础。他还改变了历来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而不见汉臣的局面，更进一步地提高了汉官在清廷中的地位。

顺治这种独具眼光的开明的做法既有利于发挥汉官作用，也贏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对朝廷的支持, 使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顺治和他的祖辈一样，考虑到多民族国家难于治理的问题，十分重视满蒙两个民族的关系问题。早在皇太极时期，满族资族就通过联盟结姻与蒙古上层贵族修好。

顺治继承了祖上这一传统做法，他在亲政前后多次巡幸蒙古各部，每到一处都要亲自接见和宴请各部的王公、贵族，并赐给他们许多贵重的礼品。鉴于蒙古各部因信仰黄教而与达赖喇嘛关系密切，顺治九年，顺治请得五世达赖喇嘛来到京城，并特意建立西黄寺作为达赖留京期间的住处，款待得非常热情和周到。

是年九月，顺治知道达赖会率三千人从西藏起程来到北京，就准备亲自到边外迎接。大学士洪承畴以天象不吉不能外出为由，提醒皇帝应该对此有所警惕。

十二月，经历千难万险的达赖抵达南苑，顺治隆重、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设宴款待。次年正月又在太和殿宴请达赖，赐给他许多金器、彩锻、鞍马等，充分缓和了民族矛盾。

不久，达赖因水土不服，上疏请回西藏，顺治婉言劝留。达赖离京时，顺治又赠与许多金银、珠宝、缎匹、鞍马等，并赐给金册金印，封给他很高的称号。

顺治十三年下半年，大西农民军领袖孙可望在内部权力斗争中被李定国击败而降清。顺治抓住这一时机，统领三路大军分别由湖南、四川、广西向贵州进军，扫平了云、贵、川、广、湖五省抗清武装力量。

在顺利地平定云贵之后，顺治即着手平定东南。清廷一方面抓紧在福建建立并训练水师，另一方面极力招降郑成功的部将。

顺治十七年七月，南京一战郑成功损失较大，又孤立无援，不得不撤离福建沿海，率师东渡，驱逐荷兰殖民者驻师台湾。中国内地的统一，在顺治统治后期得到了实现。

在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后，顺治基本统一了中国内地，在各个层面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莫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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