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务农

在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号召下，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展得生机勃勃，一批又一批虔诚天真的中学生，在狂热的口号声中，争先恐后地奔向广大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差距，理性与冲动总是一种矛盾。当绝大多数的热血青年冲向祖国的边疆和农村时，也有不少城市青年有抵触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与当时我国的政策时紧时松和不稳定性有关。

中央在制定下乡青年的政策时，是要顾及方方面面的，既要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且要办得轰轰烈烈，又要兼顾到某些具体的实际情况，比如残疾人和身体确实不好的人以及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照顾的人必须留在城里。

可就是这些特殊的政策往往制约了上山下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1970年到1972年的3年时间里，政策规定只要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孩子下乡，其余的都可以留在城里。

到了1973年，中央的政策又变了，即无论家庭的孩子有多少，都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城里，有的地方甚至连独生子女都要求下乡。

政策对一般的家庭来说，谁去谁留主要是根据其政策背景和青年的特长及成分来决定的。

政策背景指的就是政治背景，即家庭成分，出身好的，本人表现不错，是团员或党员的，则可享受政策照顾，他们可以在农村锻炼一段时间之后由群众推荐，或进大学深造或进城参加工作，相反，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则没有任何理由可照顾，毫无理由地被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以此来脱胎换骨，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校学习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在“文革”以前，有可能被照顾上大学深造，“文革”以后则不同，学习成绩再好，只要你家庭出身不好，你的唯一出路就是到农村去。

反过来，即使是学业很差的毕业生，只要你根正苗红，都可能被保送上大学，“白卷先生”不大有人在吗？当年有部电影叫《共大花开》，一位几乎一字不识的苦大仇深的农妇，把她刚刚学会的一句话一一“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写在一张白纸上，就被录取上了 “共大”（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而那位满脑子“马尾巴功能”的老教授却被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都是那个年代闹出的笑话。

正因为政策的不合理性和不确定性，给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来难度，走关系、搞特殊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某些掌握着地方权力的领导者，总是利用手中的特权搞特殊的照顾。

据《人民曰报》报道，江西某县委书记的女儿高中毕业后，某单位的掌权人借口考虑到她的文艺特长和爱好，把她招进本单位从事文化工作，只是当这个县委书记知道后，认为自己的子女不能搞特殊才没有得逞，后来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也被送到了农村接受“再教育”去了。

当时在甘肃兰州的传媒就有这样的报道：

有的干部做得太离谱，以致利用他们的职务之便，或各种关系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城里，或将他们从农村抽调回城。

安徽合肥有位领导人曾经公开地说：曾有一段时间，合肥市的一些干部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参与了不健康的“开后门”活动，在教育青年人到农村去的问题上，我从来不搞任 人唯亲，不论谁来说好话都不行。

从这些报道中，就可见当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不正之风是很盛行的。

当然，大多数领导干部还是起到了表率作用。有的领导人，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为了自己制定的政策能全面贯彻执行，把自己的子女，哪怕是按政策可以留在身边的子女，送到农村去，其目的就是起带头作用，为全国人民树立一个榜样。

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生前身边虽无一个儿女，但他对上山下乡工作身体力行，他勉励侄女周秉健下乡务农建设祖国的边疆曾被传为佳话。

1969年，周秉健响应毛主席“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在牧区，她艰苦努力，与牧民们打成一片，得到了当地牧民的一致好评。1970年，她在群众的推荐下， 报名应征，并获批准，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当兵是她从小的愿望，现在，多年的愿望已经实现，她心里自然很高兴，便将喜讯写信告诉了伯伯、伯母。1971年的元旦，她穿着新军装，兴高采烈地回北京见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伯母。不料，一进门，就听周恩来冲她说：“秉健啦，你还是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去吧。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 ”

原来周恩来早就知道秉健当兵的事情，他还曾派秘书到部队去了解情况，看她是否利用了特殊的关系，参军的手续是否正常。她见秉健有些不理解，便耐心却又严肃地对她说：

“秉健，你参军的手续是符合正常，没有走后门。但是你想想，草原上那么多人里面只挑了你一个，还不是看在我和你伯母的面子上吗？我们不能搞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农、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嘛！”

事后，周恩来还让邓颖超出面告诉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让他们一定把秉健送回草原。

部队的领导还是想把周秉健留在部队里，以为拖一两个月之后，周恩来也就没有时间来过问这件事了。可没想到，周恩来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他严肃地对有关部队领导说：“你们再不把孩子送回去，我就要下命令了！ ”

这样，部队领导才无可奈何地同意让周秉健回到内蒙古草原。1971年4月，秉健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高兴地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

高级领导干部送子务农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早在1963年《中国青年》第23期上就有报道：“（在知青中）有元帅的孙女，有将军、老红军、部长、省长、市长、市委书记的子女，有‘革命妈妈’陶承同志的孙女。”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更多了，最著名的有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送儿子董良翮下乡，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鼓励儿子万伯翱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支持女儿下乡，等等。

在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的热潮中，各级领导干部送子女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范例数不胜数。

在广东惠阳地区，就有这么一位革命家长，他的儿子分配在工厂，他偏要把儿子送回老家陕西省合阳县的乡下；他的女儿身体有病，组织上决定留在城市分配，他却鼓励女儿到新开发的农场去锻炼；家里的小女儿还没有毕业，他却已经对她进行了务农的思想教育。

他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自己、对孩子要求特别严格。这就是时任中共惠阳地委书记的党向民。其实当时的惠阳地区“革委会”在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中，就把干部带头放在第一位，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表示要坚持带头学，带头用，带头送子女下乡，做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

不仅地方领导干部是这样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的军队干部也都是执行毛泽东“最新指示”不动摇。

197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做教子女务农的模范》的小册子， 其中有篇新华社通讯员的文章《让孩子走进光明大道一一记江苏省军区某师政治部副主任王健送子女下乡的事迹》，就是介绍军队干部是怎样送子女务农的。文章的开头就说：

江苏省军区某师政治部副主任王健，几年来先后送了三个子女下乡务农。三个孩子在农村三大革命实践中磨炼，进步很快，都已经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每当人们赞扬王健和她的老伴田树娥“教子有方”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不是我们有能耐，全靠毛主席为青年指引了革命路啊！ ”

1968年，王健的第二个儿子参军以后（大儿子已经下乡），第三个儿子志贞高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了洪泽县万集公社插队落户。这地方的自然条件比较差，但是贫下中农有志气，条件越差越要大干。冬天，天上飘着雪花，水里结着冰碴，社员大搞积肥、整地，到处热气腾腾。志贞跟社员一起干了一个冬天，终于病倒了，回到南京治疗和休息。

在父母亲的细心照料下，他的病很快就好了，父母亲盼望他早日康复回农村。可过去了好多天，儿子一点也没有回去的意思。王健便悄悄对老伴说：“我看小三不想走了。”老伴听了，有点埋怨起来：“你只知道让孩子走，和他一块下去的同学有的早就回来了。别人在议论他，说爸爸老实，儿子吃亏。”王健听了，冷冷一笑，说：“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老老实实，决不能搞歪门邪道。”接着他又对老伴说：

“谁家父母不疼儿女？就看怎么疼法。孩子年轻，在农村吃了点苦，又闹了场病，正是思想容易波动的时候，现在要是过分宠他，使他恋家，不想回去，离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正确轨道，那就把孩子宠坏了。这不是爱孩子，是害孩子。”

老伴觉得有道理，也就没做声了。后来王健找到儿子谈心，他给儿子讲战争年代的事，并说：“打仗，哪有不流血的？劳动，哪有不流汗的？干革命就得能吃苦。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富强起来，就必须继续艰苦奋斗。”

听了父亲的这番苦口婆心的话，抬头再看看鬓发苍白的父亲，志贞眼泪汪汪，心里像开锅的水一样翻滚。他激动地对父亲说：“在农村，贫下中农关心我进步;在家里，亲人教育我成长，我一定向前辈学习，做革命的好后代！ ”就这样，志贞愉快地返回了农村。

事实上，在当时就连一般的党员干部和退休老红军都无一例外地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做教子女下乡务农的促进派和带头模范。

在这本小册子里，就介绍了几个典型人物：《教女儿在农村安家落户一一记共产党员李艺林夫妇》、《“让他们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 ——湖北大悟县退休老红军送子女下乡纪事》， 以及辽宁省抚顺市新抚钢厂化验室党支部书记吴世昌写的《“女儿走的路正，我一百个支持”》、长沙市化工机械厂干部邓湘雄写的《喜看女儿在农村苗壮成长》、天津东门里小学教师桂淑慧写的《我为什么要把四个孩子送下乡》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在上山下乡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起到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

是把子女放在自己身边，还是交给党来安排？这是用私有观念的“父母之爱”腐蚀子女，还是用无产阶级的 “阶级感情”教育子女的原则问题，也是反映一个干部有没有无产阶级党性的重要方面。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子女是社会的一员，是属于人民的，是整个国家的财富，绝不应该把他们当做个人的私有财产。要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得有个统一计划，有个革命分工。

如果像有的干部那祥，只想把子女留在城里工作，不愿送子女下乡务农，那城里人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从什么地方来？三大差别咋能消灭？共产主义又咋能实现？现在，有许多工人子女发出豪言壮语：“一生交给党安排”，“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扎根边疆干革命，青春献给新农村”。

作为一个革命干部，就要学习和支持青年们这种可贵的革命热情，教育自己的子女模范地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不要为他们挑挑拣拣，更不要搞那些不正之风。

总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加速我国农业的前进步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党和毛泽东交给广大贫下中农、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光荣任务。

其实，在那个年代，身为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子弟，有时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父辈们做出的牺牲，他们中有的确实是经过“文革”的思想洗礼而发自内心地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很大一部分是出于无奈。

例如，在安徽合肥市，有一家工厂的职工子女在毛泽东“最新指示”发出以后很久，还未见有下乡去的，后来一调查，发现这个厂的领导的子女没有一个带头的，所以职工都在等待观望。于是，上级领导找到这个厂的领导谈话，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最后，这几位厂领导不得不在职工大会上做深刻的检讨，并立即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不留全部下放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了。由于厂领导做出了表率，这个厂的上山下乡工作一反以前的沉寂，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后来还被作为典型在全省宣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安徽省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展。

这是高干子弟中素质最高的一批人。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在自觉地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准备，他们相信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要能吃苦，要与人民打成一片，虽然他们最终的目标远不是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