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遵义会议之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遵义的造反派联络大串联来到遵义的外地学生，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纪念馆的复信，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

在当时“清算”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有“罪行”中，这一条无疑是他的重大“罪状”之一。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摘掉。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弄清楚——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有如下这些佐证：

一是邓小平过去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此期间的职务，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二是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时，曾就此问题请示过邓小平本人，邓小平说他1934年底开始任党中央秘书长。

此外，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任职的提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198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刘英。刘英说，遵义会议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往作战部队，中央秘书长的工作由我接替。

综上所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任职已经相当清楚了。

至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什么没提到参加者中有邓小平，我们应当加以分析。应该看到，陈云的这个提纲只是为传达会议的主要内容而写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关于参加会议的人员，提纲里除没有提到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外，也没有提到当时也参加这次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