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跟西方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16世纪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基本上处于一种平等状态。可是进入16世纪后，这种平等渐被打破。虽然当时古老的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萌芽在中国古老文明自身的巅峰状态下，犹如一抹淡淡的虹光稍纵即逝。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变革。经过14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之后，西欧的几个先进国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进而成功建立了由资产阶级掌控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剖析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说过它在“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为，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西方开始不自觉地将目光瞄向了东方，甚至踏上了寻找中国、征服中国的历程。

从15世纪末到道光皇帝继位的三百多年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先后踏上过中国的领土，他们企图用强硬野蛮的姿态，迫使中华帝国屈服，进而开始殖民扩张。但那个时候无论是大明帝国还是大清帝国，都还可以搬出自身存下的老底儿，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直到当时拥有“世界工厂”称号的英国到来后，互成均势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

应该说，英国人很早就有了踏上中国领土的愿望，早在哥伦布发现中南美洲的同时，英国人也企图寻找一条从西方通往中国的道路，到16世纪末，英国女王已经开始直接参与寻找中国的活动。例如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一个名叫约翰·纽伯莱的商人来到东方寻找印度和中国，并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在信中伊丽莎白虽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中国皇帝，但依旧用了“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主陛下”这种极尽恭维的称呼，而且在信中表明了希望和中国通商往来之意：

……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望）给予吾人在与贵国居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

上述这封信可以算作是英国写给中国皇帝的最早的交流信件，遗憾的是，当时纽伯莱只是辗转到达了印度，未能到达中国，因此这封信也没能传到中国皇帝的手中。

13年后，伊丽莎白又派遣本杰明·伍德作为自己的使臣，准备沿着好望角航道来华。据历史记载，这一次女王再次亲笔书写了一封诚恳的信，而且她对中国皇帝似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对中国皇帝的称呼升级为“伟大中华之国最强力主宰者，亚洲各部及附近岛屿最主要之皇帝陛下”，信中再次提出请求中国予以通商的特权：

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某镇或某城贸易时，务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使其得享受自由特典及权利，与其他国人在贵国贸易所享受者，一无差等。

不幸的是，伍德船队途中多难，过程难以三言两语说清，充满着“沉没”“激战”“被俘”等关键词，总之这封信仍旧没能交到大清皇帝手中。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作为西方后起之秀的英国，多次对中国进行苦求探索，却没能找到中国这个传说中的黄金国度。#p#分页标题#e#

当然，没能成功到达中国固然可叹，但看英国女王两封书信的表述言辞，应该说在大清帝国建立之前，虽然在公元1636年发生过威德尔舰队擅闯珠海事件，但总体来说英国人对中国还是极尽恭敬之态。

我们常说均衡的态势源于均衡的实力，就在女真与大明帝国打得不亦乐乎的公元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经过工业革命，英国的政治形态随之转变。这种转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的诞生。在此后的二百年中，英国在欧洲范围内经过持续的商业战争，先后联合尼德兰打败了西班牙，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战胜了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并将其挤出北美和印度；又在18世纪击败了欧洲的最后一个劲敌—法国。最终英国取得了殖民霸主的地位，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了“世界工厂”。

1640年，对于处在世界东方的古老帝国中国而言，是一个不祥之年，在内部不同种族拼杀夺权之时，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弃儿，只是这种意识在很长时间之后，我们经历了诸多屈辱后才逐渐感觉到。

虽然中国在体制上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老人从不任性，它总是给各种文明以自纠的机会。清朝取代明朝算是一种换血，本以为它会重新焕发我们民族的生机，但由于满洲部族政权意识的局限性，使得帝国不可能具有世界意识，进而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立足于天朝上国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从大清帝国建立伊始，一直到道光皇帝登基之前，总体来说帝国采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也曾经开放过海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随后便以英国海盗破坏贸易和平为由，重新关闭了通商口岸，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表现。

可是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旋涡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虽然大清帝国自认为闭关锁国理所当然，但英国人可不这么想。从1755年到道光皇帝即位之前的1816年，英国人没有放弃开发中国这片黄金领土，而且在最初的阶段，是采用东印度公司商人交涉的方式，试图将大清帝国拉回“世界贸易”的家庭中来。到了工业革命起步之后，其海外市场的开拓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一改商人之间的交涉往来方式，转变成两国政府间的官方往来。

在那个时代，两国最为著名的官方往来，是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来到中国的那次访问。这次访问，英国政府借着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了七百多人的庞大团队，带着价值约一万五千英镑的“贡品”，其中包括天文仪器、地理仪器、图书、毛毡、军需用品、车辆等，以取悦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次官方交往，虽然乾隆皇帝分两次接见了马戛尔尼，也算是优礼有加，并颁赐了大批玉器、瓷器、彩缎、茶叶等物，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因为在涉及核心问题上，两个国家的想法简直是南辕北辙。

事实上，双方这次来往，从还没见面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这一点从当时帝国的大臣们呈上的奏折，以及皇帝陛下颁布的谕旨内容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