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史珍贵档案：《工农兵大学生》

按一般的小说写法，就会在这几个主要人物之间重新设置关系，发展情节。但王金昌并没有这么做，他宁可让几个人物处在游离、松散的状态之中，也不愿意破坏人物的自然状态。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部历史档案来看的话，这就是一部没有被人为破坏的、保留着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历史真相是由细节构成的，《工农兵大学生》中有大量的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如华大哲学系的工农兵大学生到红星农场学农，值日的同学在分饭的木桶底部发现一只死蛤蟆，“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可看着各组已经吃得正香的师生们，他们就没敢声张，匆匆扔掉完事”；

如华大的工农兵大学生去部队学军，同学们争做好事，冯淑萍给战士洗被褥时发现战士被褥上有些脏东西怎么也洗不干净，觉得很奇怪，结过婚的学员严凤英知道是怎么回事，报告给校领导，从此宣布女生不能给战士洗被褥了。

这样的细节，就像是生活中的插曲，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并不承载意义的阐释，也正因为它们不承载意义的阐释，让我们很难将它们安放在被建构起来的历史框架之中。历史的建构是在大大牺牲了历史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哪怕看上去最完美的历史建构，我们也应该持有质疑的态度。

作为过来人，王金昌的写作显然带有情感的因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写出《工农兵大学生》几乎就成了我的使命的一部分，那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眷念与惆怅。”但王金昌并不是要做一篇翻案的文章，他不过是通过一种真实的叙述来了却自己的心愿。面对王金昌的心愿，我特别感慨的地方是，一个人的真实本性小于一个人的社会符码。“文革”之后，工农兵大学生成为一个被贬值的身份证明。

《工农兵大学生》客观真实地写到严凤英、王思哲、吕志军等人在“文革”后遭到的歧视，他们有才华却不能发挥，有志向却无处施展，这一切皆因他们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是我们曾经用以批判自然人性的理论依据。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自然人性的存在，他只是强调社会属性在决定人的命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大概是生活在社会之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我们几乎都被各种社会符码所包裹，无法自由地伸展身体，这不仅仅是工农兵大学生才遭遇到的事情。王金昌写这部作品，试图还被妖魔化的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清白。

但他也表达了一个挑战社会不公的理想：“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 原载《光明日报》

贺绍俊 著名文艺理论家。195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

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从事当代小说研究和批评，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其学术著作和文章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冰心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