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膘李三：顺治时期逃人法的荼毒

顺治九年，南方的战争久未平息，一些急递的前线军情奏报常常给紫禁城带来阵阵的惊恐，气氛沉闷。十二月 二十四日凌晨，冒着酷寒，掌管内三院的皇叔父郑亲王济 尔哈朗和内大臣数人被召匆匆入宫接旨，又引起了太监和 内廷苏拉们窃窃私语和不安。

辰刻，郑亲王和诸要臣起毕退下，传上谕，竟是为了一个京师的盗贼，“朕命郑亲王及多尔机昂邦、内院刑部 大臣公同鞫问”。清定都北京以来，捉捕、审理京城内贼盗，本应是巡城御史或顺天府尹之职，至多由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出面。这次惊动天颜下谕，由多尔衮死后权势集于 一身的郑亲王亲自主审，自然又勾起了朝野的好奇和关注。

审理结果，查得为首的盗贼头目混名“黄膘李三”，本名李应试，原是明朝重犯，漏网出押，盘踞北京数十年， “远近震慑，官吏莫之敢问谁何者”。李三专门豢养强盗，勾结奸枭，交结官府，役使衙蠹，竟在崇文门税关外，私 设关卡。凡南来货物，先扣取其驮担银钱，作为私税。然后货主再去缴纳国课。京师前三门一带铺户商行，如有敢不投靠他全下，输纳常规，轻则生意做不成，重则破产人 亡。反之，直省数千里内，如有经商行旅，得到他一纸图 记文书，或一物标志，直呼黄膘李三姓氏，则可畅行无 阻。“民人咸称为李三太爷”。（《明清史料》丙编）更有甚 者，黄膘李三在外城住处，建造了大批房屋，修饰整齐， 分照朝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建制，列为六部房。某部人来，或“外来人有事某部，即投某部房内”。 (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凡强盗土贼一投名通财，虽真犯 可免，不输纳者，即为良民也诬扳可毙。（《明清史料》丙编）

另一名盗贼头目混名潘习之，本名潘文学，原是一个马贩，为北方盗贼潜通眼线作案起家，渐成一霸。他挑选 膘健马匹，散放于直省各处店户喂养，接济南北远近盗 贼，“每次多或一二百匹头，少或数十匹头”。群盗得骑， 如虎生翼，而潘文学也“借寇贼以骑兵”，与黄膘李三“交通书信，南北通联，仕客往来，车马拥道”，还使其子“滥 中武举”，“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缪荃荪《艺 风堂杂钞》) •

两名盗贼横行京师多年，却不见有司法官员过问。相反，文武官员多有与其投刺会饮者，“衙螽皆为之颐使”，“明作威福，暗操生杀，所喜者，即有邪党代为市恩，所 憎者即有凶徒力为倾害”。兵科给事中李运长，身为纠肃 法纪之官，却与李三之侄李天凤联宗，认为兄弟，即认李 三为叔父。他利用职权，将李天凤之子李蓁冒作己子，送往国子监充监生。及李三被擒，李运长仍以为不日即可复 出。不作举首，藏匿李天凤之子，希图幸免。（《清世祖实录》卷70)司法之官尚与其沆灌一气，百姓人人饮恨， 敢怒而不敢言。李三的恶侄杀人，死者之家也不敢申诉。 这次李三因别项细事案发入狱，审出诸罪，首告之人亲见 其被锁拿，“犹恐其不即正刑，尚顾忌无敢指证”。

以上案情，经郑亲王与内大臣再三鞫问，二犯输服无同，遂有旨将黄膘李三、潘文学及其子侄俱行枭斩；其它 爪牙帮凶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 栋、李东明、刘文登等一并正法。给事屮李运长及李桊皆 伏诛。顺治皇帝还下谕百官：“自今以后，凡大奸大盗，各 衙门应缉捕者亟行缉捕，应参奏者，指名参奏，勿得徇 纵，以取罪戾。内外文武大小官员，除已往不究外，如再 有与奸盗往来者，事发，定行连坐，决不姑贷。”次日，又训饬都察院六科十四道：“尔等为朕耳目之官，凡官邪民蠹 皆得廉实纠发”，“李应试把持衙门，毒害小民，举国痛恨 入髓，尔等职居言路，何以默无一言！ ” （《清世祖实录》 卷70)

黄膘李三和潘文学已枭斩，但事情并未了结。不久， 主审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上奏：李应试一案奉旨发审时，汉大学士陈之遴、宁完我、陈名夏等默无一语。郑亲王诘问其故，陈之遴回答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如果不将其正法，我等必受陷害。”为此，郑亲王请治陈之遴等人只重身家性命之罪。其实，顺治皇帝早已暗自疑惑，为何一 个巨盗横行京师，竟无人敢过问？

顺治十年正月十四日，顺治皇帝召问大学士陈之遴： “黄膘李三，一小民耳，廷臣畏惮不敢举发，其何故也？” 陈之遴等回奏：如皇上将其正法，诚善；如果免其死，“则讦奏之人必隐受其害，是以畏而不敢言耳”。顺治怒斥 道：“身为大臣，见此巨恶不以奏闻，乃瞻顾利害，岂忠臣 耶！”陈之遴嗫嚅不敢答。

正月三十日，顺治皇帝御太和殿，又召大学士陈名夏 问其故。陈答云：“李三虽恶，一御史足以治之。臣等叨为 朝廷大臣，发奸摘伏，非臣所司，a李三通线索，言出祸 随，顾惜身家，亦人之恒情。”并告罪：今皇上“满汉一 体”，以后诸臣“必同心报国，不复有所顾惜矣”。顺治帝 又问：“李三，孑然小民，何以官民皆惮之?”陈名夏奏答： “李三诚非大害，官民果实畏之”。因为京城五方杂处，如 李三者尚不乏人，“今日一李三正法，明日又一李三出 矣”，“其要莫如拔本寒源，令人皆凛凛不敢效尤，彼李三 何足论也”!虽然陈名夏对李三如何能陷害大学士，又应如何拔本塞源，讲得很含混，但顺治皇帝却似乎明白了，不 再追问。谕曰：“李三一小人，勿谓朕屡言及之。朕之所以屡言者，欲诸臣改心易虑，有所见闻，即行陈奏珲。”并声明；“朕自今以后，不复更言李三矣（《清世祖实录》卷 71)#p#分页标题#e#

这番君臣问答，仍没有道出黄膘李三猖狂的真情， 但回溯清初动荡的社会，朝廷制订的逃人、投充等严酷法 规，动辄诬控某人某官窝藏逃人，迫使官员就范。而主审黄膘李三一案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正是逃人法的顽固推行者，曾多次将反对逃人法的汉官治罪。在这种情况下，陈 之遴等汉大学士自然难于言明真情，只好默不作声。

处在清初民族矛盾尖锐的涡流之中，顺治皇帝不愿也不能取消逃人法，主张取消投充法的汉官王永吉遭流戍。所以，这种“大学士害怕盗贼”的怪诞现象一直延续到康熙亲政，取消逃人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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