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政治军事发展

康乾时期的君主专制达到历史顶峰。康熙时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

在中央，由于皇帝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初还保留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康熙设立南书房，实际上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雍正时设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也是“跪受笔录”。乾隆时期直接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

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就有宰相之实，而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而三代帝王更是充分利用秘密访查、秘折上奏等方式以秘治秘、秘密治理力求最大限度的加强社会控制。

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康乾时期的政治制度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且没有出现地方督抚叛乱的情况，即便是遭受列强侵略，国家并无分裂，可以看出康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成效的。

但时，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民主政体，消除专制制度时，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18世纪，中国的君主制度发展达到顶峰。这种体制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而过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时康乾盛世却是另一番景象，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清朝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从这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虽卓有成效，但却不合时宜，大开倒车。

后金时期，缴获明朝的大批枪炮弹药武装军队，统治者还命令归顺的汉军官兵“准备”一定数量的火炮，以加强攻坚力量，并演练出新的战法，到了皇太极时，命令军队建造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帝有感于火器的威力巨大，遂正式成立火器营。设鸟枪护军参领16人，鸟枪骁骑参领24人，分别作为统领官。在清军与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的战役中，清军就是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噶尔丹的“驼城”战术而取得重大胜利的。随行的传教士张诚有以下记载：“每个火枪手营地前，放著八门火炮，我们曾带到尼布楚去的炮也是这种，其中有两门较大的野战炮，从外表看，做工精细，上面还镀有金色；还有两门小型臼炮，共计有六十四门小型野战炮，八门壮观的中型炮和八门迫击炮。”

国内统一展示了清政府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在国内社会渐趋稳定的情 况下，清政府军队逐步腐败，训练废弛，装备落后，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军事实力则远远落后了。

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中，八旗军纪已散，军力大不如前。后来，清廷但凡有战事，主要依靠绿营。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百姓的花架子部队。嘉庆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局面。

马戛尔尼来到当时的清朝，给他的一个印象就是军备废弛。当使团到镇江时，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操演。可马戛尔尼却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队伍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的冷兵器。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 因此，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反而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