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王刘英为什么造反？原因是因为信奉佛教？

东汉明帝刘庄从小就很聪明，深得其父光武帝刘秀的喜爱，因此虽然不是长子，却最终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皇帝宝座。他的施政纲领，和光武帝是一脉相承的，同样尊崇儒教，同样鼓励产生，同样中央集权，也同样向豪门贵族大作让步和妥协。明帝独有的特色，是他非常重视法律和吏治，经常亲自审理案件，但因此也遭到为政过于严苛的批评。

永平十三年（70）十一月，楚王刘英谋反遭到废黜，受牵连而死的不过数十人。到次年（71）三月，突然有人告发说司徒虞延知道楚王谋逆内情，却没有及时上报，应判同谋之罪。虞延虽然畏罪自杀，事情却并没有到此终结，明帝下令紧追深挖，办起大案，先后杀死千余人，此外还有数千人被捕下狱。为政之苛，由此可见一斑。

光武帝不使功臣、外戚掌握实权的政策，使明帝得以毫无顾忌地大展拳脚，正因为如此，他不像西汉的文帝、景帝那样忌惮开国功臣，因思念忠臣之故，还特意在南宫云台上悬挂起中兴功臣的图像，以供自己和后世帝王瞻仰。

这些功臣中最著名的是为“云台二十八将”，包括：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陖、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祜、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肜、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和刘隆，加上后来增添的王常、李通、窦融和卓茂，总共32人。

其实还有一位著名的功臣漏选，那就是以“马革裹尸”的豪言壮语留名后世的伏波将军马援。因为马援的小女儿曾做刘庄的太子妃，后来被立为皇后，本着压制外戚的既定政策，明帝没把老丈人的图画也搬上云台。与此意相同，他多次严令后妃家族中人不得封侯，不得担任重要官职，以免西汉晚期外戚擅权的局面再次出现。

西汉平帝的时候，黄河和汴河决口，一直没有修复堤防，给河南地区的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永平十二年（69）四月，明帝和大臣们商议修挖汴渠，疏通河水。于是征调10万民工，派乐浪（今朝鲜平壤南）人王景和王吴监工，从荥阳东面一直到千乘（今山东利津），展开了浩大的工程，力图使黄河、汴水分流，恢复故道，使汴渠得以安流漕运。

工程过程中，王景亲自勘察和测量地形高低，指导开凿山岭，破除砂石，截断沟涧，疏通壅塞，他虽然尽量减省费用，仍然花费了上百亿的资金。到次年（70）四月，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工程终于完工了，从汉平帝以来延续了60多年的河患，至此完全平息。

除大力兴修水利外，明帝还多次下诏安抚流民，把各郡的公田赏赐给贫农，并且贷给他们种子、食物。虽然兼并问题没能解决，但因为社会比较安定，政治尚算清明，所以四处流亡的百姓重新定居，人口也开始大量增殖。光武帝末年，全国记载在户籍上的人口为2100多万，到明帝末年，不足20年的时间里竟然激增到了3400万。

明帝时候，佛教第一次传入中原地区，但却不是民间自然传入，而是明帝特意去请进来的。大约在永平七年（64）前后，某次明帝做梦，看到一尊金色的神人，头顶有道白光，绕着殿宇飞行了几圈，转身朝西方飞去了。

他醒来以后询问群臣，大家都不明所以，只有一个名叫傅毅的博士猜测说，西域有类似相貌的神，其名为“佛”。明帝派人辗转打听，原来此神不出自西域，源头是在天竺（对印度次大陆的古称），于是就派郎中蔡愔和博士秦泰等人前往天竺取经。

永平十年（67），蔡愔和秦泰两人从天竺邀请了两位沙门（佛教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用一匹白马驮着一幅佛像和四十二章佛经回到都城雒阳。明帝殷勤款待两位远方来的客人，第二年还应他们的请求，在雒阳城西按照天竺式样建造了一座庙宇，把佛经和驮经的白马都供奉在里面。这就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明帝虽然请来了远方的神灵，但他当时正沉迷在儒家经学当中，对佛学的兴趣并不浓厚。王公显贵中，只有楚王刘英与众不同，他专门派使者到雒阳向两位沙门请教，两人就画了一幅佛像，抄了一章佛经交给使者。使者回到楚国，刘英就在内宫供奉起佛像来，朝夕礼拜——但这只不过是野心图谋的一个环节而已，妄图造反的刘英借着信佛的名义结交方士和豪强，想用外国神来对抗朝廷宣扬的天命论，迷惑部属和百姓。

佛教初次进入中国，就沦为野心家的工具。刘英虽然最终造反失败，于流放丹阳途中自杀而死，但此后历代效法刘英的人，也并非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