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交际圈：关系错综复杂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仕途人物：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酬和诗友：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志同道合：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往来：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僚。

在李商隐的社交生活中，备受后人关注的，是他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清代以前的学者普遍认为：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应该自然而然成为令狐楚所属的牛党。民国以后的学者，虽然对李商隐究竟应该属于哪个党派有不同的意见，但也都同意：正是由于李商隐与令狐楚的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与令狐楚父子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

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与王茂元家族的交往

王茂元是李商隐的岳父。身为边疆大吏，王茂元声名显赫，家境富有。在一些资料里，他被认为是当时“牛李党争”中李党的一员。《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作者都认为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是在令狐楚死后背叛了其所属的牛党。但是，近代的一些研究显示：王茂元的李党身份并不是那么确凿，因为没有史料证据表明他真正参与了党争。另一方面，李商隐除了在王茂元身边短期担任过幕僚之外，并没有因为他的婚姻而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李商隐在诗文中也流露出，他在经济和仕途方面，都没有仰仗岳父的支持。这样的辩解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会昌三年，王茂元在讨伐刘稹的战争中病故，此时李商隐闲居在家，竟然也都没有及时赶到岳父身边。可见双方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

与郑亚、卢弘止、柳仲郢等人的交往

郑亚、卢弘止和柳仲郢三人是李商隐幕府生涯中最重要的三位府主。他们都很欣赏李商隐的才华，并且有限度地帮他争取利益。

与刘蕡的交往

刘蕡是李商隐的政治偶像，他早年在应试的对策文中强烈批评宦官干涉政治的弊端，获得朝野一致的敬佩，但也因此断送了仕途。李商隐现存的诗集中，有5首是题名写给刘蕡的。并很可能于大中二年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