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与慈禧的三层关系

爱新觉罗•载湉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其父醇亲王奕寰是咸丰的弟弟。

咸丰即位不久，就封奕寰为醇郡王。奕寰十九岁那年，咸丰帝为他指婚，将自己宠爱的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嫁给了他。

为了使立载湉为帝的安排合法化，慈禧依照封建王朝新皇帝 即位必须履行的程序，在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一个登基典礼，并颁谕布告天下。

就这样，年幼的载湉走出了无忧无虑的王府，置身于变幻莫测的紫禁城。作为清王朝入关以来的第九代皇帝，载湉登上了历史舞台。

眼见大局已定，慈禧太后再也没有顾忌，她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再次恢复了由东、西两宫皇太后共同实行“垂帘听政”的统治局面。

光绪皇帝就这样在还年幼无知的时候，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慈禧的一个政治工具并在位三十四年之久。

载湉进人太和殿是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因此在他进人清宫的那一天起，这个小小的孩子就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场纠纷的漩涡之中。

同时，充满着矛盾的时代和日益腐朽的王朝所造成的急剧动荡，又必然会对这个小皇帝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小载湉来说，这样的安排，无疑是他今后的政治历程阴暗的预兆。

年仅四岁、不懂人事的小载湉继承皇位本身就是清王朝统治集团越发昏暗的表现。

小载湉在慈禧的一手安排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也就从此完全置于西太后的掌心之中了。

慈禧太后一心一意地要把载滟培育成对她唯命是从、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通过光绪来稳定她在清王朝中凌驾一切的地位，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得以延续下去。

为此，慈禧太后从多方面对这个小皇帝加以精心的塑造。

在塑造光绪小皇帝的过程中，慈禧首先是确立她与载湉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便日后对光绪进行长期的控制。

为此，当载湉被接入宫中以后，慈禧太后不顾人伦之情，骨肉之亲，强行切断了小载湉与其生身父母的日常联系。

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办法，慈禧逐渐地确立起她与光绪之间的“母子”关系，然后再以封建的“孝道”伦理，从思想方面把光绪帝拢住。

实际上，这是西太后为了把光绪小皇帝一步一步地塑造成为其所用的政治工具，所采取的一种控制性的措施。

接着，在光绪小皇帝稍微懂点事儿的时候，慈禧太后又规定光绪帝必须每天向她和东太后问安一次，并将此作为一条不可违犯的条规。

这条家规成为慈禧太后在精神上“以威钳制”光绪帝的又一种手段。通过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和驯化，光绪帝渐渐形成了对慈禧太后的权威俯首帖耳的习惯。

起初，年仅五岁的光绪帝还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内外事态作出明确的自我判断，而慈禧和王公大臣早已为他做皇帝的每一步做了设计。

年幼的光绪帝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他尊重师傅，颖悟好学。在学习期间，光绪帝除通常的科目外，载湉曾由在同文馆学习过的两个学生教授英语。

光绪的记忆力很强，天性又很欢喜读书，所以无论是答复翁同龢提出的问题，或是背诵已经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自如。

就这样，小光绪帝沿着西太后给他筑起的帝王阶梯，逐渐攀升。

在光绪帝入学之后，慈禧太后也没有放松对光绪帝的学习及其思想的控制。

她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重申，对光绪帝 “宜涵育德性，俾一言一动，胥出于正，以为典学之本”。

久经宦海的翁同龢看出了慈禧对光绪帝的用心，因此当有人叫他问起光绪帝的学习情况时，他总“以鲁钝对，盖知（西）太后忌之，不敢质言也”。

因此，少年光绪帝虽然“颖悟好学”，但由于受到慈禧太后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同时，慈禧太后特别注重对光绪帝进行封建“孝道”的教育，其目的就是使光绪帝从小树立起对她绝对顺从的观念。

为了让光绪帝在将来长大成人后仍能够“孝顺她”，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学习期间，“特地再三教人去传谕翁同龢，要他格外侧重于孝的教育。

除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 《孝经》那一部书，也是最注意的”，翁同穌在教授光绪帝时也注意“以圣孝为本”。

这样，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成为慈禧太后用来驯育光绪帝的工具。

如前所述，光绪帝每天都按照慈禧的规定去给她请安，慈禧不让他起身他就不敢起。

如果光绪的做法稍微不合慈禧的心意, 就被罚令长跪。甚至在慈禧太后乘舆外出的时候， 光绪帝也要随扈左右，无论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也不敢要求休息。

随着光绪皇帝年龄逐渐增长，慈禧太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严, 对光绪帝的要求越来越严厉,甚至到了虐待的地步。这也使得光绪帝越发畏惧慈禧太后，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逆反心理。

虽然翁同龢也试图为这个日益没落的王朝培养出一个能扭转颓势的圣明天子，他的精心授教和开导也确实对光绪帝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是翁同穌的影响与慈禧的禁锢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慈禧太后布下的精神控制网中显得毫无力量。

慈禧太后的驯育还使得在光绪帝身上形成了一种突出的脆弱性。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光绪的个性被消磨，个人意志的发展受到控制，完全符合慈禧太后的意图。

然而，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来说，外界的压力越大，在他的思想中也自然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

因此，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光绪皇帝，逐渐形成脆弱而又叛逆的矛盾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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