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的历史发展

夏代

第一阶段

夏代是早期河洛文化的第一阶段，在这时，河洛文化的内涵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当时河洛文化的核心载体。

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约5000-3500年期间，生活在中原地区，具体地讲生活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的先民们，创造了被称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这几种文化在考古学地层上先后叠压，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这些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嵩山南北，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伊河、洛河，淮河支流汝河、颍河的中上游。根据考古研究成果，当时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为既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的6个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

中原文化区位居中央，与四邻的5个文化区密切联系，其地域优势使它汲取四邻文化精粹，迅速发展自身文化，在诸区域文化中起着核心、主导作用，最终率先跨入文明社会。这个研究成果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距今5000-3500年期间，该区域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及其后裔与夏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建国之初禹都阳城、阳翟，启都夏邑，地域在颖河上游的现郑州市所辖的登封、新密、禹州一带，距洛阳仅百里之遥。

启子太康继位，就把都城迁到斟X，以后的夏桀也定都斟X，如《竹书纪年》：“太康居斟X，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对魏文侯说的一段话：“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在这里，“河济”指济水入黄河处，在今荥阳以北；“泰华”即华山，今陕西华阴县；“伊阙”为洛阳南的分水阙口；“羊肠”指黄河北岸太行山上的崎岖羊肠小道；“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无疑就是洛阳，就是伊洛盆地。

1959年四五月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先生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队在河南省西部进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考古调查，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命名为“二里头遗址

根据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资料，确认生活在嵩山南北的伊、洛汝、颖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是历史上的夏文化。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夏代“自禹到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纪年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推定为公元前19世纪中叶至前16世纪中叶，约300年。

夏代是我国第一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国家的强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伊洛盆地已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50余处，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村落星罗棋布的聚落群。在二里头都城遗址内，中部是宫城，宫城北面和西北一带是祭祀区，中型建筑基址主要分布在宫城的东北与西北，小型建筑基址则分散在宫城以外的四周。都城与村落，王室、贵族、平民与奴隶，阶级分化、等级森严，这就构成了夏代的王畿社会。

在二里头遗址的中部是宫城，宫城呈长方形，四周围以夯土城墙。东、西、南、北城墙复原长度分别为378米、359米、295米、292米，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墙墙体上宽1.8-2.3米，底宽可达3米。东墙上发现宫门2处。宫墙外均发现平行于城墙的大道，如东墙外的大道已探出近700米，宽度可达20米。宫墙内分布着数十座夯土基址，已探明的有34座。一般的长宽为40-50米，最大的长、宽各100米，最小的仅20-30米。其中最大的两座宫殿（宗庙）基址已经发掘。

1号宫殿基址是一座大型夯土台基，形状略呈正方形，方向352度。台基高出当时地面0.8米，东西、南北长宽各约100米，总面积达9585平方米。台基夯土纯净，夯印密集，质地坚硬。台基之上建有主体殿堂，南面大门，四周回廊。长方形主体殿堂建筑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处，夯土殿基高出台基面0.1-0.2米，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为900平方米。殿堂由木骨墙筑成宫室，根据殿基柱洞保存情况推测，宫室面阔8间，进深3间，应为四面坡顶重檐式建筑，也就是《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四阿重屋”。

主殿之南为宽敞的庭院，与主殿建筑正南相对的宫殿正门位于台基南端，门道下有长方形的夯土基座，东西长28米，南北宽约13米。门道基座上3个门道，在门道间建有塾房，3个门道上都还保留有厚0.1厘米、宽3米左右的南北向的路土。路土一直向南延伸形成一片开阔呈缓坡状路土面，无疑是出入宫殿建筑的大道。环绕台基四周设围墙、回廊，回廊为廊庑式建筑，西宫墙内侧宽6米，北、东、南宫墙内、外侧各宽3米。在北围墙东部和东围墙北部各有一道缺口，为宫殿的东、北侧门，宽2.9米。整个宫殿建筑形成以殿堂为中心，门厅、廊庑为屏障的建筑群。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规模宏伟，它已经完全具备我国帝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特征。

2号宫殿基址被认为是王室宗庙建筑基址。基址为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方向354度的长方形夯土台基，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是由一座大墓、一座主体殿堂、东南西三面的廊庑和四面围墙、南面的门厅及庭院组成的一座完整的宫殿建筑。主体殿堂位于台基的中间偏北处，其基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2.5米；殿堂由木骨墙筑宫窒，面阔3间。宫室四周置有回廊。主体殿堂之南为宽敞庭院，正南为大门。大门建筑为面阔3间的小型屋室，左右二室呈方形，为塾房，中室较宽，为出入宫殿的主要通道。台基四周筑有宫墙。东、西两宫墙内侧筑有回廊，廊长各约60米，宽约5米；南宫墙两侧均筑回廊，廊宽均在3米左右；北宫墙吕段内侧筑有长约3米、宽约2.5米的短廊式建筑。在2号宫殿的主体之北与北宫墙之间，整个宫殿建筑群的中轴线约5.3米、宽约4.3米，底部长1.85米、宽1.3米。墓葬早期被盗，未见随葬品及人骨。

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北侧的东西二三百米范围内，发现东西方向排成一线的建筑基址群，建筑基址或为圆形，或为长方形。平面呈圆形者，直径在5米以内，高出地表，其上布列一圈或二圈圆形“土墩”，四周平整干净，上下都发现路土；平面呈长方形者为半地穴式，可分小型和大型，或长宽各数米，或长达二三十米，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并有路土面和烧土面。在这些或圆形或长方形建筑物的附近往往发现一座或数座排列整齐的墓葬，随葬铜器、玉器、漆器和精美陶器或朱砂。有学者根据《礼记·祭法》郑玄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土单”的记载，认为地面上的圆形建筑是“坛”，半地穴式的长方形建筑是“土单”之类的祭祀建筑遗存。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桃、坛、土单、而祭之”。宫城的发现，宫殿、宗庙、坛、土单的发掘，无疑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都城。

二里头遗址宗庙、坛、土单的发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在该遗址发现制作精良、形象逼真的石祖，反映了他们的“生殖崇拜”；该遗址发现的陶龙、陶蟾蜍、陶龟、陶鸮艺术品，陶尊和铜牌上的饕餮纹，即龙或虎的艺术形象等，透露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卜骨，证实当时社会流行占卜。这一切集中到一点，说明当时人们存在着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有灵的宗教观念和迷信行为，自然，其中最首要的是表现对人类祖先崇拜。根据文献记载，宗庙、坛、土单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崇拜祖先的祭祀场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的陶鼓形扁壶、漆鼓、铜铃、石磬、陶埙等，都应该是当时都邑举行祭祀或其地礼仪活动时使用的乐器。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处于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文字，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中确实有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以及自然景象。如，一（十）、二、三、六、七、八、木、禾、矢、菔、并、墉（或亚？）、山、射、竹（或冉），等等，这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如李学勤先生认为：“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本简的，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夏代的情况也许正是这样，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布局，反映出当时是聚族而葬。当时的大型墓，仅发现一座，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由于被盗，随葬品不详。当时的中型墓，随葬品中以陶器最多，其次是玉器、铜器，另外有石器、漆器、骨器，等等。陶器以酒器居多，是以爵为核心的爵、鬶，或爵、盉的基本组合；铜器亦以酒器为多，主要是爵，另有斝、盉和个别铜鼎。除此之外，有铜铃、镶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钺等；随葬玉器除柄形饰外还有圭、璋、钺、戈、戚、刀各种礼仪用器，随葬漆器主要是觚。

在此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夏代晚期即二里头三、四期，随葬器物群中青铜礼器的出现。二里头青铜礼器数理少，往往是青铜礼器与其他质料礼器（主要是陶质礼器、漆器）搭配成礼器群，这就是二里头夏文化礼器制度17。我们必须看到，夏代青铜礼器的出现并以后逐渐取代陶礼器，最终在商周时期形成了以青铜礼器为主体的礼器群。其意义重大在于，以“天子九鼎八簋”为首的青铜礼器，构成了我国青铜时代以王权为核心的奴隶制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

商代

第二个阶段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伐夏，建立商朝。据古代文献记载，汤灭夏之后都西亳，其地望在河南偃师。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汉书·地理志》中“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尚书·立政》：“三亳阪尹。”孔疏引皇甫谧曰：“三处之地皆名亳……偃师为西亳。”1983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夏都斟鄩）西北6公里的洛河北岸一处被称为“尸乡沟”的地方，发现了大型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命名为“偃师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