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岸英、毛岸青赴苏经过

毛主席子嗣不多，尤其是毛岸英同志的逝世给主席带来沉重打击。下面，我们通过口述历史一起了解毛岸英、毛岸青赴苏联的全部经过。

在我的个人收藏中，存有冯雪峰1968年写的回忆材料，从中可以看出毛岸英、毛岸青赴苏的大致经过：

我于1936年4月中旬从瓦窑堡动身，中间通过东北军，到西安是4月20日或21日，到上海是4月25日。到西安是去找一个禁烟委员会（地址和这禁烟委员会的名字我都已忘记），董健吾在那里等我，董即同我同火车到上海。

1936年董健吾同徐强（老金）有联系是确实的，我到上海后，董就归我直接联系，从此董同徐就没有关系了，我到上海前徐同董有联系（但他们相互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住址），可能是以前承接下来的，但谁在过去领导徐强，我也不清楚，也许徐强对我说起过，我忘记了。

据董健吾对我说，〔19〕34年35年间，上海中央局某几个重要领导人（我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董当时说也只是代名和绰号如“胖子”之类，由于我都不认识也猜不到是谁，听后也就忘了）都在他家里住过，后来他们设法弄到船票到国外去了（这可能是事实，因如这在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之后，但这几个“重要”领导人究竟是谁，我后来一直没有听说过，到现在也仍然不清楚）。

董健吾当时住的石库门二开间二层楼的房子（地点当时公共租界西藏路以西泥城桥一带），据说在过去是党给的房租，他当时有两个老婆，大老婆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另一处，他同第二个老婆一个五六岁的儿子和丈母住在一起，全家每月开销总在当时货币二百元以上。

主席两个孩子（岸英、岸青）从〔19〕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他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个孩子就住在他大老婆那里。

我们到上海后的5月到7月之间，到他家的次数较多，也偶然在他家住过一天两天，他的女儿（中学生）还给我做过几次交通。他曾对我说过，我可以住在他那里，说在他家里是绝对安全的。我当初对他，一方面相当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我都不了解。我到上海后曾给过一笔相当数目大的钱，记得是他说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指毛岸英、毛岸青——作者注）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 ……

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的。我记得我到上海后不久，大概〔19〕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经同我联上关系，我同他谈话大概有二、三次，地点就在四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关系）的楼上。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我当时派了杨承芳（我到上海后已有联系的一个同志原来总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党员），带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联系的关系，因为杨承芳认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的人。我记得李杜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19〕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也确实是我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

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在巴黎找到了关系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带到莫斯科去。根据当时杨承芳向我汇报，我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当时康生认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虽然不拒绝同他联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应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关于我送李杜到巴黎去同莫斯科联系的事情及经过我当时报告过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