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熙的改革宣言是什么

1993年6月7日，在德国柯尼希施泰（Konigstein）法尔肯斯坦（Falkenstein）的凯宾斯基饭店，李健熙召开了三星集团核心高管恳谈会。法兰克福对于三星有着特殊的意义：1964年，三星在法兰克福的艾施本成立了三星物产德国分公司，这是三星在欧洲成立的第一家分公司；1975年，独立的法兰克福三星公司成立。

三星在法兰克福的公司为早期欧洲市场的开拓发挥了核心作用，为三星在欧洲的营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进军苏联和东欧地区问题上，法兰克福三星公司发挥了前沿基地的作用。简言之，法兰克福公司三星就相当于三星在欧洲设立的总部。

李健熙在解释自己将会议地址选在法兰克福的原因时谈到，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三星的核心高管亲身体验一下德国在统一后发生的变化，看看正在转换为欧盟体制的欧洲在世纪末的变化形势。他说，自己将在这个会议上和核心高管们一起构思三星的未来。高管们并不相信李健熙的说辞，他们认为，如果果真如李健熙所说，他就不会突然将所有高管都召集到海外召开会议，何况，传达命令的李洙彬当时紧张得声音都有些颤抖。

高管们一致认为，这次一定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他们猜测着，一定是李健熙做好了在三星内部掀起翻天覆地变革的准备。怀着这样的想法，三星的核心高管们陆续到达凯宾斯基饭店。其中包括三星电子社社长尹忠龙、秘书室经营管理组组长金顺泽以及三星物产建设部门社长玄明官等三星集团的核心人物。除了这些核心人物外，李孟熙的长子李在贤、李昌熙的长子李在宽，以及李健熙的儿子李在镕也都出现在了会场。

法兰克福的会议分四次举行，时间从6月7日持续到6月24日。李健熙首先为社长团成员召开了会议。

6月7日，李健熙宣布要在三星实施新经营。他给新经营下了定义，指出新经营就是要通过明确认识现实，进行自我反省，怀着“不抱怨别人，只改变自己”的信念，在经营中要保持人情味、遵守道德和礼仪、以礼待人。在兼顾人情味、道德、礼仪的基础上，统一变革的方向。经营要以质量为基础，以国际化、信息化和综合化作为经营标准，在经营中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力求在21世纪到来之前，将三星发展成为能够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世界超一流企业。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李健熙环顾四周后，缓慢地开始了讲话。他首先提到三星内部广播组提供给他的录像带，他说：“6月5日，我在飞往法兰克福之前，收到了一盘公司广播组拍摄的录像带，里面的内容是：洗衣机盖子尺寸有问题，不能完成组装，员工们的解决方案竟然是立即将多余的部分削去，用这种方法勉强将盖子组装上。对此，我很生气，所以把大家都召集到这里来了。多年以来，我一直强调要注重产品质量，难道我们就是这样注重产品质量的吗？”

高管们紧张地听着李健熙的训斥，大气都不敢出，他们甚至能看到李健熙因愤怒嘴唇都在微微颤抖。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产品讲究信用和形象，品质才是衡量企业竞争力的标准。三星产品的品质与三星的生存密切相关。次品是蛀蚀公司的癌症，即便只有一件次品，也是蛀蚀公司的癌细胞。次品是企业在经营上的犯罪，三星生产出次品并在市场上销售，就意味着在座的每一位都在犯罪！一定要从根本上找出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的对策，即便停止生产或者降低市场占有率，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在今年之内将三星产品品质提升到世界水平！”

在恳谈会上，李健熙再三强调，三星产品的质量代表着三星的脸面，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格就是在犯罪。三星以前的经营是以数量为主，而从此之后，三星要果断放弃这种经营方式，开始走以质量为主的经营路线。为了表明自己的改革决心，李健熙说：“除了妻儿，一切都要变！”并指出这才能保证三星的生存。

在李健熙指出为提高产品质量不惜停产时，三星的高管们并没有把他的这句话放在心上，他们认为这只是李健熙强调注重品质的方法而已。而在李健熙说出“除了妻儿，一切都要变”的话时，高管们也只将李健熙的言辞看成是他的督促之词。

高管们认为，李健熙的话只是在警告他们不要满足于当时的现状。在高管们看来，当时韩国几乎是处于事事顺利的形势中，三星集团也一直都以较好的势头向前发展着，比如在1992年，三星集团就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就在这次会议之前，三星批量生产16M DRAM内存的生产线竣工。在这样的形势下，高管们自然认为李健熙的言辞只是要给快马轻轻加上一鞭而已。

李健熙继续着慷慨激昂的演说：“如今，世界经济处于全球化时期，处于大变革时期，如果三星不能尽早适应全球化的标准，那么就只能永远走在优秀企业的后面，成为二流或者三流企业。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进行改革。”

6月10日，李健熙将社长团的十几位成员叫到自己的房间，询问他们对自己的演讲内容有什么意见。秘书室室长李洙彬谨慎地开口道：“会长，质量和数量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觉得我们可以重视质量，但不能放弃对数量的追求。”当时，几乎全体社长团成员都和李洙彬有着同样的看法。令所有人震惊的是，李健熙听到李洙彬的话后，狠狠地将手中的茶匙甩到桌子上，然后突然站起来，踢开房门，负气离开。屋子里，社长团成员的脸都变得煞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在李健熙看来，他花费巨额的差旅费把高管们召集到海外，并演讲到凌晨三四点，是因为三星正处在非同一般的危机之中，如果不能打起精神，就有可能会重蹈覆辙。虽然在国内，三星的发展情况还不错。但在国际上，此时的三星只能算是一个二流的企业。李健熙成为三星的会长后，一直强调三星的产品要以质量为主，要消灭次品。然而，无论是员工还是这些高管，都死死抓住数量的问题不肯放手。更让李健熙气愤的是，在三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的时候，那些高管仍然忽视质量问题，仍然认为三星的发展势头良好。#p#分页标题#e#

李健熙指出了三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他举出三星电子消耗3万人的能量制造出来的东西，还需要由6 000个人去维修的事例，说明三星电子公司存在浪费现象。他说，这种浪费简直是世界上仅有的。如果说三星电子患的是癌症，那么就已经到了疾病的晚期阶段。他还用疾病来形容了三星的其他产业，说三星重工业的问题是营养不良；建设的问题除了营养不良外，还存在糖尿病症状；综合化学则是先天的残疾畸形儿；将综合化学和电子加在一起再一分为二，就是三星物产。只有三星生命相对经营得还算不错，但也存在虚假合同的问题。

李健熙在法兰克福会议上称：“只要每个人自己想好好做，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顺利解决。但是，就这一点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思想中都融合着利己主义以及无意识、无责任感。无论是底层的员工队伍中，还是高层的领导团队里，都存在着企图不劳而获的人。这一点是三星始终要面临的问题。无论哪个公司，都存在着5%不劳而获的人和5%工作优异的人。

在表现较差的5%和表现优异的5%之中，如果有一方占了上风，那么公司其余的95%都会效仿他们的行为。我以后就重点抓这5%的员工。只要毫不犹豫地重视那些做得好和想做好的员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人类到了65岁这个年龄段，就容易糊涂，因此，65岁左右的社长绝对不可以再承担实务。

只要一过60岁，社长们就应该收手。超过65岁，就要退到名誉会长的位置上，把权力交给年轻的经营者。”李健熙称，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掺杂个人感情，只是因为感觉到了危机。在这次发言中，李健熙不仅对不劳而获的人进行了批判，还提到了那些年龄在60岁以上的社长们，赤裸裸地批评了那些既得权力的经营者和高管。

李健熙称，自己从1979年就开始呼吁要注重产品质量问题，但由于自己的副会长或者继承人的身份，他的话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担任会长之后，自己仍然强调要以产品质量为主，而不是盲目追求数量。然而，高管们还是在强调以数量为主。无论是秘书室室长、三星电子社长，还是秘书室电子组长、电子部总经理，仍然在高喊着以数量为主。李健熙认为，三星高管们以数量为主的想法简直是不可理喻，是腐朽的，是在让已经得了癌症的三星癌细胞继续扩散。

事实上，无论是福田报告还是“洗衣机事件”，又或者是闪电式的法兰克福高层会议，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李健熙精心策划的。这可以从李健熙在法兰克福会议上提到拍摄三星电子生产次品的录像带时的话中找到蛛丝马迹。李健熙说，录像带上的内容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只是他希望三星的高管甚至是员工要有危机意识，因此叫广播组去调查三星各个角落里存在的错误操作方式。可以据此推测，广播组用隐形摄像设备来拍摄生产车间员工的行为，是李健熙授意的，是事先策划好的。

1993年7月17日，在李健熙发布法兰克福改革宣言后不久，陪同李健熙在日本东京工作的秘书组向三星总部发回题为《会长经营哲学的理解》的传真。在《会长经营哲学的理解》中，用对比的方式提到了超一流企业的定义，文件中首先指出一流企业的关键是能够最便宜、最好、最快地制造产品，随后，又定义说超一流企业要在一流企业的基础之上添加遵守社会道德以及注重生活品质的内容。

李健熙在三星高高扬起了改革的旗帜，高喊着品质经营，要求大家用“除了妻儿，一切都要变”的心态来面对三星的改革。他决定在年末前彻底改变三星，并决定会见课长以上所有三星成员。李健熙拿生命和财产作为自己变革三星的赌注，他再三强调，只有变化和改革才能拯救重病中的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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