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的品质—老实守矩

江西人温和，守规矩，缺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江西人的温和守矩，首先表现在做人做事的低调上，他们不善张扬，不善自我标榜，也不善唱高调。有了成绩不沾沾自喜，挨了批评也不暴跳如雷；得理时不盛气凌人，失利时也不怨天尤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持着一种平静的心态。

同时，他们也不喜欢挑头，不轻易越雷池一步。凡是遇到重大的事情，他们会格外谨慎，先是站在远远的地方，斜睨着观察一下动静，心里盘算一下利弊，然后再决定是否行动。

江西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主要得益于江西人的这种温和守矩的性格。

江西人的温和守矩，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服从大局的意识很强。每当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局部支持全局。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胜利，江西人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上前线打仗杀敌，一曲《送郎当红军》至今唱来仍然那么荡气回肠。

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在五十年前人民共和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一些地方百姓的饥荒问题，周恩来总理飞赴南昌，要江西紧急支援一亿斤粮食。

江西人二话没说，宁可自己勒紧裤带，忍饥挨饿，硬是一斤不少地把粮食交给了国家。

危难之时见精神。江西人的这种服从大局的意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其本身，而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奉献精神了。

但是，正像有些群体的某一性格既是突出的优点但同时又是突出的缺点一样，江西人温和守矩的性格，在另一方面又暴露了它的负面和不足，这就是缺乏敢为天下先的闯劲。

由于不敢闯不敢冒，江西人在前行的路途中总是显得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更是求稳怕乱，畏缩不前，既不敢去英勇地挺立于历史的潮头，又不敢去大胆地领导历史的潮流，而只能跟随着历史的潮流走，或者被历史的潮流夹裹着被动前行。

因此，在江西人身上，既很难看到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决绝和无畏，也很难看到那种“吾可取而代之”的雄心和壮志。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江西人很少有带头造反者，很难出现气吞山河、号令天下的第一号人物，江西也就从来没有出过一个皇帝，哪怕是一个偏安于一隅的小皇帝。

江西人的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古代，而且一直延续至现代。翻开中国革命史册，江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总共约有三十多万人参加红军，是人数最多的省份。

但是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江西虽然有三百二十五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位列全国第一，但是却没有一位元帅，也没有一位大将。

而相邻的湖南，不仅出了毛泽东这样叱咤风云的最高领袖，出了刘少奇、任弼时这样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而且元帅就出了三位。这充分说明湖南人的军事禀赋和领导才干比江西人要高出一筹。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反映，在骨子里却还是江西人没有湖南人那样具有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精神。

由此可见，不能敢为人先、勇当第一的江西人，也就永远不能处于决定全局的中心地位。他们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就是宰辅、将军一类。

他们统治不了江山，但他们可以很好地辅佐江山，成为杰出的名臣良将，这也许就是江西人性格的必然归宿。

江西人封闭保守，小富即安的性格可能与江西几千年来的文化有关。江西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是注重礼仪、道德、学问，重仕途、轻商利，甚至有些看不起经商的，种田的更不用说。

有不少人做生意半心半意，更少有做大商人的野心。这种重礼仪的作风观念直接导致了江西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不能有更大的作为。这种“学而优则仕”和崇尚自然、淡泊名利的思想观念千百年来又无情地剥蚀着江西人的进取心。

此外，在历史上，江西人口不多，地不算太少，风调雨顺，日子再穷，有碗饭吃，日子过得比周边的广东人福建人都好。

这种与世无争、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使他们墨守成规，守着故有的一亩三分田地，不思进取，人们只愿固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对外面的事情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离开故土外出闯荡。

如今，与周边地区相比，江西，尤其是南昌的地位上不如南京、杭州，下不如武汉，江西最好的大学在全国排名非常靠后……这样的现状和不思进取的观念一定是有关系的。

因此，江西人要深刻地认识到安于现状、无为、保守、墨守成规的性格无益于自身的发展及价值的实现；安于现状就没有发展，保守、墨守成规就接受不了新事物；只有敢于冒险，善于改变，解放思想，肯干、能干、会干，才能适应这个快速转型发展的社会。因此，必须主动去改变性格中的弱点，大胆跨出第一步，就会闯出一个新天地，而且这种改变是发自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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