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河文化的早期记载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为洛阳盆地或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由于该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地位，所以自古夏代开始，河洛文化长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京都文化、王畿文化，是我国5000年华夏文明的源泉与主脉。

黄河中游的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洛源乡木岔沟，先后流经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区，在洛阳市区瞿家屯、下园分别与涧河、瀍河相会后继续东流，在偃师市杨树村与伊河汇流后经巩义市神堤注入黄河，全长410.1公里。伊河，发源于河南栾川县陶湾乡三合村闷顿岭，先后流经嵩县、伊川县、洛阳区、偃师市注入洛河，全长268公里。洛河支流繁多，除伊河外，在河南省境内长度在3公里以上的有105条，其中10公里以上的有61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4条。这些支流南北错开，均匀注入，为其下游流经的伊洛盆地提供了丰足的水量和优越的生态环境。

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大约8500-3000年之间，在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之后，出现了世界性气候回暖，称为“全球世温暖期”。

1972年，我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研究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时就指出：“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

当时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温暖湿润，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古环境资料表明，约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区降水量近1000毫米，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温暖期所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中心区域。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粟、黍、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籽实，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已经栽培多种农作物

河洛地区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国的建立，亦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照实的经济基础。

二里头文化有发达的经济。根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农业虽然使用的木耒、石斧、石铲、骨铲、穿也石刀、陶刀、石镰、蚌镰等传统的原始工具，但种植的黍、粟、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与《周礼·职方氏》郑玄注中的“五谷”即“黍、稷、菽、麦、稻相符，说明夏代河洛地区已是文献所说的“五谷丰登”。当时的畜牧业亦属发达，据洛阳皂角树遗址提供的鉴定资料，猪、牛、狗都属家畜，其数量占鉴定动物总数的52%，依据这个比例可以推测当时人们肉食以家畜为主要来源

洛阳皂角树遗址中出土的鲤鱼、蚌、鳖、鸡、鼠、兔、猪獾、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骨骸以及骨镞、刮削器，二里头遗址出土多种渔猎工具，如骨镞、陶弹丸、蚌镞、骨鱼钩、蚌鱼钩、铜鱼钩、骨鱼镖、陶网坠和骨网坠等等。

都说明当时人们经常捕捉野生动物以补充食物不足，采集和狩猎依然还是重要的辅助经济。

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有许多门类的王室手工业。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确认的有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制玉（石）业、制骨业、制与髹漆业、制车业、纺织业、酿酒业等且都非常发达、现依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一书所归纳的考古资料略举二三，予以论述。

在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发现铜渣、熔炉碎块、陶范等青铜冶铸作坊的遗物。其中在遗址东南部的冶铸作坊遗址，估计面积近万平方米，经发掘发现了由几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建筑，南北排列组成青铜器浇铸现场，在其工作面上发现红烧土硬面、铜液泼撒形成的铜渣层和散落在地的熔炉碎片、铜渣、小铜块等遗物。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被推测为烧（烘）陶范的窑和可能用于预热陶范的房子。在遗址内发现大量与青铜器冶铸有关的遗物，如陶范、石范、熔炉碎片、铜渣、铜矿石（孔雀石）、木炭和小件铜器。出土陶范，多为破碎外范，均系细泥制作经培烧涛工艺，如浇铸工艺，如浇铸一件铜爵需用外范5块，一件铜盉需用外范7块以上，一件铜斝至少需要12块外范等等。此外根据二里头出土铜器成分的测定数据，当时铸造的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铅占微量），也有铜、铅合金（锡占微量）和铜、锡、铅三元合金。

二里头遗址的制玉产品，主要有刀、璋、钺、圭、戈、柄形饰、铃舌、镞、铲、凿、环、镯、纺轮、坠饰等玉器和绿松石质料的坠饰、串珠和镶嵌物。据专家研究认为，当时的玉工不仅善于制造长度可达40-60厘米大型的礼器，如玉刀、玉璋、玉戈等，还发明了先进的工具，用旋转的“砣子”来雕刻玉器上的花纹，其纹样线条笔直，非常规整。此外，他们还运用高超的镶嵌技术，在玉器或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如1987年VI区M57出土的兽形铜牌饰，出土时绿松石片还悬空镶嵌在铜牌上，完整地保持原来的图案，镶嵌工艺可谓精美绝伦。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以丝绸为衣饰，如《管子·轻重篇》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在二里头遗址里发现麻和丝制品一般都附着在玉戈、玉刀、铜铃、铜表面。据观测，麻制品，麻制品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8根或各10根；丝制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为32-36根，最细的可织到50X50根。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纺织品以平纹为主，个别织物是斜纹，似是“绞经”。

洛阳四周环山，地势险要。它背负邙山，南眺龙门，左控函谷，右握虎牢。犹如东汉傅毅《东都赋》所描述的：“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狭成皋之严阴，扶二崤之崇山。”在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地理概念中，洛阳地处崤（崤山）函（函谷关）古道，为东西之中；位黄河、淮河之间的交通要冲，居南北之中。夏人背过黄河可到河北平原和唐尧汾河谷地，南经伊阙、轩辕关可下南阳以致三苗江汉平原，西过崤山、函谷送可通后稷关中盆地和甘青地区，东出虎牢关可抵东夷江淮平原乃至太湖流域。

洛阳居中央而应四方，可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亦正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裴骃《史记集解》）。正因为此，洛阳作为王朝理想的建都之地，夏代为之都，商、周袭之，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神书》）。中国历代王朝“言必称三代”，一直被封建帝王视为古之圣人明君，今之为君者的楷模。

由此，洛阳为“三代之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之王者之里”（左思《三都赋》）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延续，根深蒂固，成为后世诸多王朝定都的主要根由。“自古河洛帝王洲”。从夏代开始，洛阳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建都历史累计1500余年，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最长，建都王朝最多的城市。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中，大约近三分之一的时期，洛阳是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历史地位犹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这种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府》）的居险制险的战略地位，以及洛阳自夏代以来繁荣的社会经济和建都1500年的历史，赋予河洛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它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认为，这就是河洛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历史渊源。统河洛文化发展史，我们以为，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的早期，并对尔后的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