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清华校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58年，《答北大师生的公开信》发表，其中号召“史学革命”，陈寅恪成为首要的“革命对象”。

在这场“史学革命”中，全国高校的历史系人人揭批陈寅恪，一些激进的师生日以继夜发誓7天超过这个“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写出一部中国通史。这一场巨波狂澜随后就成了政治的学术的泡沫。

陈寅恪唯有专力著述。他浸润在他构筑的融入生命的学术世界中。

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教，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 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

1961年 8月 30日，陈寅恪和吴宓见了最后一面。吴宓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

吴宓到来时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先生仍然端坐等待着。

对于这位阔别 12年的挚友，吴宓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 ”

在这次会面中，陈寅恪透露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大书，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是陈寅恪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

对于陈寅恪花了这么大的精力用85万字来写一个名妓，很多人十分不解，而陈寅恪却用大手笔写出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一个青楼女子，在明清交替之际，竟比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就想把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跟自由之思想这层意思，通过这部著作写出来。

1964年，他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写作期间，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花了先生整整 10年的时间。

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浓缩了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但是，陈寅恪并没有完成他可以完成的工作，这个天才的史家最终没有拿出他一部中古史的总结，也没有完成一部陈寅恪的通史。他晚年也说，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不是自己所期待，也不是别人所期待他的。

在《柳如是别传》这部巨著完成那年，陈寅恪75岁。就在生日前夕，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通信不断，撰写《柳如是别传》所需的很多材料，都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并认真查阅后寄过来的。

蒋天枢的这次探访，对已经年迈的先生是个巨大的慰藉。陈寅恪郑重地请这位弟子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这是一个“生命之托”。

18年后，蒋天枢完成了这部《陈寅恪文集》。这一年，蒋天枢整整80岁。这位复旦大学的名教授，自己的文稿则一篇都没来得及整理。

古籍出版社在出版文集的时候，送给蒋天枢1000元人民币，大概相当于他当时三个月的工资。但蒋天枢先生把这个钱全都退回去了，他说：学生给老师整理著作是不应该拿钱的。

这时，陈寅恪先生已去世12年。

由于在一次洗澡时不慎摔跤骨折，陈寅恪生命中最后的 7年，大部分时间不能站立。

1966年“文革”爆发。先生的家被抄，助手黄萱和护士被赶走，高音喇叭每日在床头吼叫，大字报贴满屋里屋外，妻子唐筼饱受拳脚之苦，就连瘫在床上的先生本人，也差点被用箩筐抬到会场批斗。

据女儿后来回忆说：当时本来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要真如此，肯定就活着回不来了。但是后来那些人却没有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刘节代先生去挨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了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说： “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

如此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896年春天，7岁的陈寅恪拍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他站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手握一枝桃花。当年照相是稀罕事，小陈寅恪怕长大后认不出哪个小孩是自己，便握住桃花作为标记。这是他生命的初刻。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躺在床上，已经水米不能进，心脏的每一下跳动都在他身上留下创伤。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在不断流泪。就这样，在嘈杂中静静地走完了他辉煌的生命历程。先生临行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陈寅恪吃尽苦头，既来自病痛伤残的折磨，也来自政治运动的煎熬。这些伤害了他的肉体，加速了他的死亡，却于灵魂无损。他总是通过在心中默诵诗词句子来抵抗疯狂和无知的打扰。书看完了，全在心里。

陈寅恪身后，所有著作依他的意愿一字不改，并保持以繁体竖排出版，“留赠来者”。

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垂范后世。先生当如是。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思想，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见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

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 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