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什么支持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8.6万人，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湘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红军经过浴血奋战突破国民党军队重点设置于江西、湖南、广东之间的三道封锁后，蒋介石又调集40万兵力，妄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之侧。

其中，在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执行同红军原定的秘密协议，没有堵截，红军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红军血战一周，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代价惨重，在这里人员折损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

这时国民党方面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是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通往湘鄂西的前进路上部署了重兵，准备在这里围歼红军的主力。如果仍按照原定的行军计划，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博古、李德那时因军事的失利而灰心丧气。这样，部队的指挥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于是，红军向贵州前进，一举进占贵州东南的黎平县城。1934年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时李德主张折入贵州东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

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说当时两人吵得很厉害。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

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绝境。战略方向确立后，红军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遵义。紧接着，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他出面提议，并得到洛甫、周恩来、朱德等支持而召开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遵义会议上，博古首先作了报告，他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博古和李德。报告后，洛甫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毛泽东在发言中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指明了今后的前进方向。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陈云在当时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手稿中记录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这个月的月底，当红军准备一渡赤水时，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也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显然，周恩来的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能取得胜利，有着重要的作用。

经过三天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组党和红军的领导。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让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任命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接着，又建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毛泽东在1967年的一次谈话中讲到：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当时担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离不开周恩来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