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朝领土和新中国一样会怎样？

就领土面积的比较上来讲，众所周知，明朝的领土面积即便在其巅峰的仁宣时期，依然没有达到满清全盛时期的海棠叶面积。如果，明朝领土和新中国一样明朝还会和现在一样被人赞颂吗？

上图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朝疆域图

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明朝即便是全盛时期的疆土面积，也并没有囊括现今蒙古，新疆，台湾等地区，如果奉其为华夏正朔，当下的我国政府如何在法统上解释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占有权?这个问题原因之一题主已经提出来了，也就是说，承认满清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为满清时期的土地范围囊括我国现有领土面积，对其正统性的确认也就是对当下我国政府对于这些国土实际占有的合法性的确认。

其实对满清政权正统性质疑的问题并不是从中共1949年建国后才出现的，在1912年满清政权垮台后，民国临时政府时即提出的疑问。在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历时多年，致力于推翻满清政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民族立场可见一般。但在其上位后，随即推出的并不是排满的民族激进主张，反而是五族共和这样的理念。这真的是出于儒家宽厚待人，以德报怨的好传统么?很显然不是。

这种观念的转变之一为客观原因，可以总结为：变天了。

近代中国的历史局势已然不同于1840年之前的传统华夏，彼时的中国自命天朝上国，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天下观念和东亚朝贡秩序。因其农业经济的特点与少数民族多年的纷争传统，华夏相防的观念深入士人之心。彼时的中华不要说在东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庞大文明，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如何阐述天下，正统等观念都是咱自己的事情，轮不到外来势力干涉。我们可以有着自己的“汉贼不两立”的世界观，也正因此，传统的史书中对于新朝，北朝十六国，元，清这样的政权都是抱着鄙夷和不屑一顾的态度的。这种所谓的正统观念在西方殖民者，带着更为科学，先进的武器，理念，制度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遭到了空前冲击，传统被瓦解了。

因为无论是当时的满人，汉人，保守派，革命党，都发现仅凭自己的力量绝不足以与西方列强抗衡。在新的世界丛林法则里，弱者是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华夏这片土地上的原有主人越发的感到自己正走向被奴役和灭亡的边缘，甚至于连自己居住在这片土地的合法权都在逐渐被质疑，这种感受在抗战时期被推向了一个亘古未有的高度。

我们的官方历史书总结抗战的危险程度为：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刻。

因为客观的需要，要求国人必须放下过去的种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这种背景下，过去的“中华蛮夷论”已然过时，因为我们的祖先在面临着更加强大的敌人，主公，忠臣，内奸，无论何种身份，此时必须联合起来，抵抗强大的反贼，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广泛的传播开来的。

近代国家的领土法源于万国公法，根据万国公法，我们从民国开始才名正言顺的将新疆、蒙古、西藏乃至于满洲转换成中国领土。如果不承认前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转而去承认一个三百年前就已经灭亡掉的朝廷为自己的正朔，其从时间上的延续性随即就被割裂了，那么我们是否要承认自己其实是一个已经跟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一样业已灭亡掉的文明了呢?如果是，那么我们对汉字的继承，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又源自于哪里?出现如此法统危机，难道不是正好为八国联军，侵华日军等外来者的入侵提供合法性依据?本来你们的民族在之前就被灭过了嘛。

何况承认满清王朝在华夏的正统性，不是鼓吹，不是跪添，因其的的确确成为了华夏区域两百多年正统的中央王朝，用传统中国文明的运行方式运作，因而其可以列入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中央王朝中，这是毋庸置疑的。

而承认清朝正统性的另一个主观原因在于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现代化国家的核心不在于穿西装吃西餐，不在于建洋楼修铁路，现代化国家的首要表现在于其国民意识的架构。何谓国民意识?孙中山先生将其上升为民族主义的建立。

“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来源于西方，在中国属于舶来品，并非本土观念所产生。中国“自古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语)，有家族，宗族，而无民族，如此这般的国民意识，在遇到新型社会组织(西方近代国家)的打击下，纵然再大，人数再多，不过是一盘散沙，现有例子为印度，非洲诸国。孙中山先生将民族主义的缺失归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一次次破产的原因。国民不知何为国家，比无力制造飞机大炮更为可怕。唤醒国民的民族意识，让从自满洲至粤广，从东海至新疆的这个文明圈内的人都能感受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存在，这是孙中山、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认为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即便是原来被恨之入骨的满族人，此时亦成为了需要被改造，被团结的同胞。尽管这些共同意识最后是由我党用另一种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方式完成，但这并不妨碍这种意识形态达成了历史使命的意义。